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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志

读懂的不是名门之后,而是家国往事

 
 
 

日志

 
 

季羡林,他还是带着帽子离去  

2009-07-12 23:22:00|  分类: 人物春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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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他还是带着帽子离去 - 周海滨 - 家国志

2009年7月11日上午,在北京仲夏闷热的空气里,学术大师季羡林,带着他那如空谷传音般旷远绵邈的思想,驾鹤西去。天堂里,我们不知道,还有没有他钟爱一生的印度梵文。

继钱鍾书、钟敬文、启功、林庚、王元化、任继愈之后、又一个大师遽归道山,离我们绝尘而去。

1911.8.6-2009.7.11,容忍而温和的季羡林走完了漫长而淡泊的一生。遗像中的季老现身于1997年,身穿中山装,头戴淡紫色毛线帽,面带微笑,背景是朗润园初春低垂的杨柳。

 

不戴“国学大师”的帽子

“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其实,他是大师,不是国学大师。

2006年,季羡林先生在95岁高龄时,郑重请辞三大桂冠,远离虚名。“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这是季羡林先生在《病榻杂记》中写下的文字。这里的三顶桂冠分别是“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和“国宝”这三个称号。他说,“我对(中国)哪一部古典,哪一个作家都没有下过死功夫,因为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后来专治其他的学术,浸淫其中,乐不可支。”对于国学,季老显然是没有倾其全力。

对于被称为“国学大师”,季羡林说,“我自己被戴上了这一顶桂冠,却是浑身起鸡皮疙瘩。”然而,辞世的季老,还是没能摘掉这顶桂冠,“国学大师”称号频现与媒体和公众评悼中。

季羡林是一位大师级的学者,在印度古文字学、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领域的研究高度,当下无人企及。但是,非要给“大师”戴个帽子的话,那应该是“印度学”、“东方学”而不是“国学”的帽子。当然,看淡名利的季羡林,并不关心这顶帽子的高度,而是不喜欢这种“黄袍加身”的感觉。他在《生命沉思录》中写道:“我从来不相信什么轮回转生。现在,如果让我信一回的话,我就恭肃虔诚祷祝造化小儿,下一辈子无论如何也别播弄我,千万别再把我播弄成知识分子。”美国《侨报》对此评价说,这与当下余秋雨、于丹等“大师”做派不足一论。单说近年走红的导演、作家、书画家、经济学者一概皆作“大师”状,以致“大师”称谓几乎成了负面流行语,与“专家”、“博导”一样饱受舆论诟病。

但是,自称连“国学小师”都不够而遑论“大师”的季羡林是有国学深厚功底的。作为泛“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学人,季老前后的那一代人都是中西学兼修的,病榻上的他还能背诵几百首古诗和几十篇古文。

1926年,15岁的季羡林考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前清状元王寿彭是当时山大校长。在王寿彭的影响下,山大附中的老师尊孔成风,古文水平极高。季羡林的国学之路由此起步。然而,1930年,季羡林考入的却是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在清华,他师从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在清华,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让他对研究梵文和巴利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季羡林当了一年的中学教员,很快就被复杂的人事关系弄得十分不堪。这时,冯友兰代表清华大学和德国学术交换处签订了互派留学生合同,季羡林立即写信报考,结果被录取。为此,季羡林终身感谢冯友兰。

1935年,季羡林进入德国哥廷根大学主修印度学,德国是当时梵文研究最权威的国家,汇聚了世界知名的梵文学者。这里的希腊文、拉丁文、斯拉夫文、阿拉伯文、梵文、巴利文、西欧各国文字,都有水平相当高的教授。于是,他投在了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的门下,季羡林没有想到,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授课的对象只有一个学生,而且还是个外国学生,但他讲课却无丝毫懈怠之意。季老后来说,博士论文导师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对他有“知遇之恩”,而将当时已经80多岁的吐火罗语老师西克教授视同“祖父”。“留德十年”,他先后掌握了梵文、巴利文、佛教混合梵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言。

至此,季羡林学涉中西,但是还不足以忝列国学大师之列。

  

与大师们相遇

“我应当把我那新出齐了的《文集》搬到适之先生墓前焚掉,算是向他汇报我毕生科学研究的成果。”

 

然而,季羡林的人生际遇却与国学大师们纠结在一起。这些或师或友的举足轻重的人物,影响了季羡林一生。

季羡林生平最敬仰的4位前辈,分别是陈寅恪、胡适、梁漱溟、马寅初。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影响季羡林的人生态度,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季羡林的学术态度,而梁漱溟影响季羡林的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马寅初影响季羡林的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但是,冯友兰、胡适、汤用彤、陈寅恪,让季老常怀有感恩之心。

1946年,35岁的季羡林从德国留学归来。陈寅恪先生将他力荐给京大学校长胡适、代校长傅斯年和文学院长汤用彤。傅斯年告诉季羡林按照规定,在国外拿到博士学位回国的人在北大只能给副教授职称。一个星期后,汤用彤找到季羡林,告诉他转为正教授,并创建了东方语言文学系。

在这期间,季羡林和胡适有了密切的接触,在季羡林眼里,胡适以青年“暴得大名”、誉满士林,为一时俊杰,对胡适极为敬畏。然而,季羡林的学问之道,让胡适对这个后学偏爱有加,直至晚年还曾评价说做学问应该像季羡林那样。季老后来回忆说,“我同适之先生,虽然学术辈分不同,社会地位悬殊,想来接触是不会太多的。但是,实际上却不然,我们见面的机会非常多。他那一间在孑民堂前东屋里的狭窄简陋的校长办公室,我几乎是常客。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后辈,在他面前,决没有什么局促之感,经常如坐春风中。 ”

1999年,季羡林以88岁高龄访问台湾,专程前往南港拜谒胡适的陵墓,行三叩大礼。他在《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中说,“我现在站在适之先生墓前,鞠躬之后,悲从中来,心内思潮汹涌,如惊涛骇浪,眼泪自然流出。……此时,我的心情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从“留德十年”到“文革十年”,季老经历了太多,从妻儿分离到自杀未遂,思潮如惊涛骇浪自是五味杂陈。

1962年胡适猝然逝世,后来季羡林写了一篇短文《为胡适说几句话》,季羡林说“我连‘先生’二字都没有勇气加上,可是还有人劝我以不发表为宜,文章终于发表了,反应还差强人意,至少没有人来追查我,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为昔日师说话,在胡适“身上被踏上了一千只脚”还没有拿起来的时候,季老终于有了说话的勇气。之前,在一系列批斗面前,季羡林始终保持沉默。

马克斯·韦伯说,在失去了神圣性和价值统一性的世界上,以学术为业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能够独立的思考。当然,所有的独立思考都需要巨大的勇气和冷静的观察。在《回忆陈寅恪先生》中,季羡林说,“批到了陈寅恪先生头上,我心里感到不是味儿。虽然经人再三动员,我始终没有参加到这一场闹剧式的大合唱中去。现在时过境迁,想到我没有出卖良心,能够对得起老师的在天之灵了。”1995年,陈寅恪在“文革”中被折磨致死25年后,中山大学举办“陈寅恪学术研讨会”,季羡林做了长篇发言,表达了对恩师和人生领路人的敬意。

四年后的1999年,季羡林在胡适墓前感怀,“按照这个旧理,我应当把我那新出齐了的《文集》搬到适之先生墓前焚掉,算是向他汇报我毕生科学研究的成果。”

“极重感情,决不忘恩”,这8个字是季羡林给自己的评价。

  

未了的“大国学”

“国内各地域文化和56个民族的文化,都包括在‘国学’的范围之内。”

 

行至暮年的季羡林先生,视线一度从东方学转移到了国学。

季老不是自己要扎到故纸堆里研究国学,而是振兴国学,2007年3月他提出了“大国学”的概念。“大国学”包括全中华56个民族的文化财富,特别是藏族文化、伊斯兰文化。“大国学”还应包括历代中国人向世界学习中国化了的成果。

“国学”一说,产生于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时期,从黄侃到章太炎再到吴宓先生。三位先哲的观点综合起来,国学是以文字、音韵、训诂为基础的优秀的中国学术文化全体。但是国学的概念争议喋喋不休。

季羡林先生认为,国学是一个俗成的概念,除了“脑袋里有一只鸟的人”(德国俗语),大概不会再就这个名词吹毛求疵。

季羡林说:“国学应该是‘大国学’的范围,不是狭义的国学。国内各地域文化和56个民族的文化,都包括在‘国学’的范围之内。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又共同构成中国文化这一文化共同体。是一种大一统式的‘文化调和’。因此我想,五术六艺诸子百家之学,东西南北凡吾国域内之学,都可称为‘国学’。在国际上,近似的名词称谓汉学(Sinology)或称中国学(China Studies),西方学者把藏学、满学等排除在汉学(Sinology)之外,有故意破坏中国大统一之嫌;现代‘华学’学者针对这种情况,把国学称谓“华学” (China Studies),包括中华汉学和古代三皇五帝所有后裔民族之学,均列为中国之‘国学’。”

“季先生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他晚年提出的‘大国学’概念,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文化是一个慢慢融合的过程,是各个民族和地区一起缔造的,也是历史上中国与其他国家交往、沟通一起形成的,这大大开阔了我们的眼界,”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李学勤说,相对于西方化概念的“东方学”,季羡林研究的其实是他自己的意义上的“大国学”,季老“站在中国的立场上”,与西方人的东方学,立场完全不同。

然而,“大国学”提出了,传承人是谁呢?

 

“焚膏继晷,兀兀穷年”

“等到我不能想她的时候,世界上能想到她的人,恐怕就没有了。”

 

季羡林历经了千回百转的人生。他宣统三年出生,经过清王朝、袁世凯的洪宪、经过国民党的统治,一直到解放,走过“文革”,走过改革开放30年……

“焚膏继晷,兀兀穷年”,季羡林为东方学耗尽了最后一丝精力,也经历了师友亲朋不在的孤寂和丢画事件的纷扰。

100虚岁的人生,季羡林身边亲人一个个相继离去——夫人、女儿、女婿都在十几年前去世,与独子的关系也是断绝13年,直到季羡林生命的最后半年,父子二人才重归于好。多年来,最让季羡林怀念的就是他由老祖、妻子和他三个孤苦的人共同组建的家。1995年季羡林在《我的妻子》一文中说,“1962年,老祖同德华从济南搬到北京来。我过单身汉生活数十年,现在总算是有了一个家。这也是德华一生的黄金时期,也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时候。”季羡林所说的老祖,是他叔父续弦的妻子,而叔父是当年倾注全力支持季羡林读书的人。

1994年夫人去世后,季老说,“我已垂垂老矣,世界上还能想到她的人恐怕不会太多。等到我不能想她的时候,世界上能想到她的人,恐怕就没有了!”

老朋友也不在了。“到了台北以后,才发现,50年前在北平结识的老朋友,比如梁实秋、袁同礼、傅斯年、毛子水、姚从吾等等,全已作古。我真是‘访旧全为鬼,惊呼热衷肠’了”。

在大陆,胡乔木、臧克家、沈从文等也都先他而去。季老说过,他需要老朋友,需要素心人。在他去世前一天,他用毛笔写下“臧克家故居”五个字,算是对多年老友天人一隔的慰藉,第二天一早便就会友而去。

在半年多前,围绕着季羡林身旁的新闻都是诡异的季羡林丢画事件。因为丢画事件,让世人看到了一个被世人尊重的老人的凄苦之处。

但是,丢画事件,季老事前并非不知情,但还是选择了忍耐,一如他面临的历次风波。因为季老说过,“对待一切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属,还是朋友,都应该有一个两字箴言:一曰真,二曰忍”。

而“真”是季羡林先生识人交人的标准。他说自己喜欢的人“是这样的:质朴,淳厚,诚恳,平易;骨头硬,心肠软;怀真情,讲真话;不阿谀奉承,不背后议论;不人前一面,人后一面;无哗众取宠之意,有实事求是之心;不是丝毫不考虑个人利益,而是多为别人考虑;关键是一个‘真’字,是性情中人。”

然而,季老喜欢的,我们喜欢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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