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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志

读懂的不是名门之后,而是家国往事

 
 
 

日志

 
 

“以夏变夷”:儒家文化独善其身的妙招——中西…  

2005-07-20 14:25:00|  分类: 光阴锐兮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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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化都有着悠久的传统,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都曾创造过辉煌。一般而言,西方文化至少包含着三种传统,一种是希腊的,一种是罗马的,还有一种是基督教的。而中国文化也具有许多不同的源流传统。中国文化自秦汉以来,基本上是循着一条所谓“以夏变夷”的路线发展下来的,各种异质文化在中国文化的主体——儒家文化面前不是被同化,就是被排拒,从而使儒家文化始终能够保持一种唯我独尊的纯粹性。

 

源流:追溯中西文化分水岭

中国文化从秦汉以后可以说就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地位的,一种伦理文化,而西方文化自从西罗马帝国崩溃以后,就开始出现了基督教文化。那么基督教文化也可以说构成了西方文化的一个主脉。就像儒家的伦理文化构成了中国文化一个主脉一样,这两个文化,它本身不是说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本身也有一个不断地聚合、发展、成形和壮大的过程。

中国自古以来就形成了所谓夏夷之分,而中国文化在几千年的过程中,可以说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模式,那么这个基本模式就是以夏变夷这样一个模式。以华夏的文化,来改变、同化夷的文化。所以中国文化具有很强的同化异域文化的特点。如果借用生物学上一个概念,我们可以叫做 “米亚得”现象。生物学上有这样一种现象,就是两个亲本杂交以后,它在它的子代的身上,它往往只表现出一个亲本的性状,而另外一个亲本性状,几乎都看不见。那么我觉得中国文化比较典型地表现了生物学上这样一种,所谓“米亚得”现象。同样不仅是游牧民族和中原的华夏政权之间的这种冲突是如此,而且就是异域的一些高级的文化,包括高级的宗教入主中原以后,同样也面临着这样的命运。比如说像忠孝这样的观念,在佛教是不讲忠孝的,在印度的佛教是不讲忠孝的。但是中国可以说是忠孝为本,儒家伦理始终是以忠孝作为最高的理念,在这样的情况下,佛教进入中原逐渐把忠孝的东西吸收进来了。

西方文化至少有三种传统:“一种是希腊的,一种是罗马的,一种是基督教的或者我们把它叫做日尔曼的,当然不能简单地把基督教等同于日尔曼”。但是我们说这三种传统之间,它们差异是非常之大的。那么希腊的文化可以说它带有一种和谐的特点,就像一个人青年的时候,一个儿童时代的那样的一种带有一种和谐的灵和肉。现实和彼岸,理想和现实之间,它力求达到一种和谐,所以希腊文化是非常美的,它表现了一种童年时代的文化。但是到了罗马文化,它完全一头扎进了功利主义、物欲主义,这样一个浑浊的潮流里边了。其结果就导致了我们听说到的一些骇人听闻的,那种堕落声色犬马以及整个对人类这种高级的,精神文明的一种践踏。当然它也导致了世俗的发展;导致了帝国的膨胀;帝国的繁荣;导致了法律的健全;以及导致了财产法权关系的健全。

如果说罗马文化是物质主义的,那么基督教文化就是唯灵主义的。基督教文化整个把眼睛盯上“天国”,所以就导致中世纪人性的异化。这种人性的异化,导致了大家都把现实的生活当作一种值得唾弃的,一种邪恶的一种魔鬼的化身。而人们每个人都把眼睛盯上了那个虚无飘渺的天空,这样我们说就导致了中世纪经济的落后文化的愚昧。而且更重要的是当人们把眼睛盯着“天国”的时候,实际上他心里还是多多少少存在着一些物欲的一些邪念。所以这样就导致了基督教内部的最可怕的一种现象,就是二元分裂,就是那种崇高的精神和卑污的现实之间的一种分裂。这种分裂最后导致了中世纪基督教晚期的普遍虚伪,这些情况我想大家在薄伽丘的《十日谈》,拉伯雷的《巨人传》,以及其他的文艺复兴时期大师们的著作里边都可以读到。

到了近代西方文化又出现了一个合体,它把罗马的希腊的基督教的这些东西都尽量地把它融合到自身之中,在近代文化中既有希腊的那种对人的尊重,对知识的追求,又有罗马的那种对功利的向往,对世俗国家的那种热爱;同时也有基督教对现实的批判,对理想主义的向往,所以这样的一些东西,它都融合到一块了。

因此西方文化,在这些渊源传统之间,它是采取了一种和中国以夏变夷的那种模式,或者米亚得模式完全不同的一种模式。这种模式我们把它叫做融合更新模式,所以从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源流传统方面看是两种不同的模式:一种是以夏变夷这样一种模式,导致自身的稳定性,所以最后导致了一种所谓的文化的超稳定结构,导致了一种协调的现实精神。而另一方面恰恰相反,它是一种融合更新的模式,它是不断地自我否定,那么这样就导致了整个社会和历史文化不断地跃迁,不断地相互否定。

 
差异:“轴心时代”造就精神传统

中国文化重现世,尚事功,学以致用;西方文化重思辨,尚超越,学以致知。这种差异早在世界历史的“轴心时代”就初现端倪,在中西文化的两位圣人——孔子和苏格拉底身上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为“协调的现实精神”,其基本特点是以现世性的人伦关系为核心,通过协调性的伦理意识来实现文化和社会的自我肯定;西方传统文化精神则是“超越的浪漫精神”,其基本特点是以彼岸性的神人关系为目的,通过超越性的宗教意识来实现文化和社会的自我否定。

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轴心时代”的概念。雅斯贝尔斯认为在公元前600年到公元之交的几百年间,人类几大文明不约而同地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变革。在三大文明:“一个是西方文明;一个是印度文明;一个是中国文明”不约而同地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变革,而这个变革的结果,导致了三大世界宗教的产生。他认为这个时代所产生的重大精神变革,所产生的精神资源,一直到今天仍然是我们生活的重要精神根基。当时中国和西方一样,它是一个浓郁的一种迷信色彩,是它们的共同特点。

经历 “轴心时代”后,中西文化向着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中国文化在“轴心时代”经历了两次变革。第一次是从殷商时代的尊神事鬼的巫觋精神向周代的尊礼敬德的宗法意识的转换。第二次转换就是从周代的尊礼敬德的宗法意识向春秋战国时期的内在自觉的伦理意识的转换。

在殷商时代人们崇拜的对象非常多,求神问卜、尊神事鬼,把神鬼看得非常高。到了周代出现所谓敬鬼神而远之了。周取代了殷商的政权以后,它不仅是进行了政治政权的转换,而且更重要是进行了一场宗教革命,这个宗教革命就是把殷商时代,那种天神、先祖先妣这样的一些带有血缘崇拜和自然崇拜色彩的鬼神转变为与人有着种种宗法关系的、一些外在的规范,而不是一些人格化的神了。比如说周初期的时候,取代帝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是天,周代人非常崇天,崇天命。那么如果我们说殷商人崇拜的最高神是帝,那么周人崇拜的最高的神就是天。“天”最初在甲骨文里边,只是表示一个方位的词,是表示很高上,画了一个小人,上边一个方块,就是表示很高上,这个意思没有其他的意思。那么到了周人那个地方,逐渐就和所谓天命结合在一块,就成为一种高高在上的,威慑人的一种道德的抽象力量。因此中国文化就奠定了一种内省的传统,即“成己成物,内圣外王”。如孟子在《离篓·下》里强调,“天下之本在于国,国之本在于家,家之本在于身“,因此一个人只需要修身养性就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因此从这以后,中国文化就专注于人内心的道德良知的发掘,说到底也就是专注于人的道德修养。几千年可以说中国儒家文化基本上就开创了这样一条道路,这就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主体精神。由内向外去驰求,通过修齐治平,通过内圣外王,通过成己成物,从内在发掘出这个世界了。

那么西方在同样的时间里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但这个变化恰恰是一个超越的过程,它不是内敛,它是一个超越的过程:从基督教,从希腊多神教,以及律法主义的犹太教,向基督教的转换。希腊多神教充满感性的色彩,希腊的神宙斯、阿波罗、阿佛洛狄忒、雅典娜等跟人是同形同性的,他既有人的形体,同时也有人的性情。殷商时代的先祖先妣也可能具有这样一种自然崇拜的特点。但在希腊之外,犹太教和希腊宗教不一样,它是一种律法主义的宗教。由于犹太民族,长期是处在异族的统治之下,所以犹太民族就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幸意识。所以犹太教充满了律法主义色彩,禁忌非常多。到了基督教时代,西方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它开始走向了一种,对一种形而上的,一种超越的神的崇拜。从自然崇拜,明朗欢快的活泼的,这种希腊多神教,以及外在刻板的,律法主义的犹太教,向后来完全鄙视现实,崇尚天国的,一种超越的基督教的转换,这个转换是西方文化,在“轴心时代”完成的,一个重大的变化。所以我们说这个过程,从希腊的有血有肉的,神人同形的多神教,向基督教的那种超越肉体,超越现实的一种,唯灵主义的宗教的转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换过程。那么这个转换,使得人们不再关心现实,不再关心肉体和物质生活,
 

结语:东西文化的自我更新意识

西方文化所具有的超越精神常常提醒西方人注意人类自身的有限性和理性本身的缺陷,这种缺憾意识导致了西方哲学中的怀疑论,说到底就是不断地反省自身和批判现实。中国人的自由观念历来就缺乏一种规则意识和秩序意识,发展到极端就是老庄式的自由,天人合一,随心所欲,完全的解放。这种自由固然很吸引人,但是在现实社会中却没有可行性。中国现在正处于向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过渡的阶段,因此规则和秩序是非常重要的。这些规则和秩序在今天更多地体现为外在的规范性的法律,而不是内在的可伸缩性的道德。当然,在中国的儒家文化中也有超越的方面。儒家的超越是一种内在的超越,它与西方基督教所倡导的外在的超越具有完全不同的精神维度和价值取向。中国文化的振兴需要一种深层的文化精神的重铸,以作为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根基。急功近利可以缓解一时的文化焦虑,但是它决不是一个落后文化的自我更新之途。只有通过漫长而艰难的文化精神批判和重铸,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落后状态,使中国文化跃升到与强势的西方文化平起平坐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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